扫描京城经济学人

近20年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随之成为显学，经济学界名流像众星拱月般受到各界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常抱怨，经济学界垄断了舆论的话语霸权。那么，他们在当今社会都扮演着哪些角色呢？《金三角》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是一批能够对中央最高经济决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党中央、政府遇到重大经济问题时不时会问计于他们。这类经济学人常有机会出入于中南海受最高决策人召见，一起座谈。每当起草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聚集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热烈讨论，字斟句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并被决策层接受直至写进党中央文件、政府工作报告，都凝聚着这类经济学人的贡献。如十三大报告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五大报告提出国有资产重组战略，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宏观经济软着陆对策。20年来，决策圈经济学家也在不断变换。这个圈子的前期人物有的年事已高而活动较少。现在活跃的这类学人年龄以六七十岁的为主，也有几个五十岁左右的少壮派。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中心、国家体改委的研究人员居多。这类学者在国内外都有极高的知名度，80年代初期，有几位经济学界名宿曾被外电称为“中国改革理论之父”、“中国改革理论先驱”，他们的著作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蓝本”。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里的经济学者大概可以归为这一类。在进入人大、政协前，他们大多是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他们主要通过提交议案、主持起草各种财经法律法规文件参与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充分扮演他们的议员的角色。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逐一出台，无一不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宪法修正也与他们的倡导有关。每年三月的两会期间，他们也总是中外记者追逐的对象。这类经济学人的作用、地位越来越重要，声音也更加响亮。

这是指现大多为中央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如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央银行的副司长、司长们，也有不少的已官至副部级。这类人大多是经济学科班出身，年龄在四五十岁，恢复高考制度后大学毕业的已不是少数。近几年，在中央改革和发展大政方针已定的前提下，这类经济学人就负责拟定措施、方案实施细则。诸如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外贸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等等多出于他们之手。他们经济理论功底扎实、具体业务娴熟、敬业精神强，人称“财经精英”。此类学人与第一、二类学者多有师承关系。高层领导出访或出京视察，随员中不难发现“财经精英”的身影。

顾名思义，这类经济学人是高校经济院系执教鞭的教授们。他们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们虽不像前几类经济学人那么声名显赫，但“桃李满天下”也足以使他们聊以自慰。每当讲起某某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吾校吾系哪届毕业生，某某部长、司长、某某公司总裁是我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时，他们总会欣欣然。个别教授还曾有过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读经济学的经历。不过，讲坛经济学人中，讲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校园以外已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倒是讲授现代经济学的教授日益从支流变成经济学的主流。

主要是指中国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科研体制改革，研究所一切工作以课题为中心，科研人员的收入、职称晋升、地位、影响都系课题于一身。能否承揽到课题？从哪里（国外还是国内、政府还是民间、院内还是院外）弄到课题？课题经费是多还是少？这些都成了经济学人最最关心的话题。每逢社科院各所坐班日，研究人员互问最多的话是：最近在忙什么课题？是谁的课题？手头的课题结项了吗？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学者承担的课题分量、课题来路不同，真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直接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课题，有从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福特基金会等国际机构、基金会揽来的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有各部委交办的课题；还有跨国公司和国内一些大公司委托的商业课题。以上课题的经费多则十几万美元，少则也有三、五万元人民币。长的一做十年，短的三、五个月完成。这类经济学人的课题扎实、厚重的成果大多发表在《经济研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国内权威期刊上，这类课题成果很多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家图书奖。不少经济学人由于长期主持大课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名利双收。

这是指一批在国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们。他们大约在80年代初、中期出国，大多毕业于欧美常青藤大学，如美国的哈佛、耶鲁、芝加哥、麻省理工、斯坦福，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有些还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高足。几乎清一色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又在欧美一些大学经济院系任教、研究数年。90年代初开始有人零零星星地归国，近几年形成回流高潮，大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在中国社科院各经济研究所搞研究。这批人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因为他们不少人在国外仍有教职，身上还揣着绿卡，每年总有几个月飞行于东西方之间，所以可称他们为绿卡经济学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绿卡经济学人最理想的归宿。这个中心的人员都把他们在国外学到的前沿经济学原汁原味地传授给国内青年经济学子。他们是经济学教学、研究规范化、国际化的积极倡导者，并把国外经济学教学、科研的管理体制“克隆”到中国，在国内经济学界掀起了“北大中心旋风”。这个中心的负责人雄心勃勃地声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在21世纪摘取经济学诺贝尔奖。真个是鼓舞人心。这些绿卡族是校园内学子，尤其是那班急于出国留学、获取洋学位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追捧对象。

或许是对“学而优则仕”的信条的不屑一顾，或许是不愿于十载寒窗后再忍受坐冷板凳做学问的寂寞，更可能是商海的诱惑太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国内外获博士学位后，或在经济学教学、科研单位呆了几年后，在圈内名声已不小，却毅然选择了下海，他们有的供职于外国跨国公司驻京机构或分公司，不少担任了高、中层主管。如曾有人担任过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美林证券公司研究部主任、摩根斯坦利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中金公司高、中层经理。有的在国内外各大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房地产公司担任高层主管。这些人可称为公司经济学人。这类经济学人年富力强、精明能干、专业知识广博、视野开阔，他们所获待遇优厚、早已不满足于有房有车，是都市青年白领阶层羡慕的群体。

近几年，报端不时见到诸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所、金恩达经济策划中心、北京企业研究所、思源企业兼并与破产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的名称。习惯于官本位体制的国人难免好奇地问：这些机构是什么级别？他们的上级单位是哪个部委？而事实是，这几个研究所并无上级主管单位，它们或是在民政部以社团名义登记、或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法人实体。笔者将活跃于这些民间研究机构的学者称之为“民间经济学人”。他们多是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说句俗话，以前在体制内混得很不错。有的当过体制内的司长、局长，有的任过权威研究所的副所长，前几年风靡一时的“京城四少”已有二三人分别执掌上述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教授、研究员、博导。这类学人信奉“学在民间”，想走出一条学术研究民间化的科研新路。他们来到体制外，不吃皇粮，主要通过筹建学术基金、承揽国内外课题、为地方政府、企业搞咨询、从事案例研究等等手段来解决科研及办公经费。他们和体制内科研机构一起，推动了经济科学的繁荣。

这是一批替地方政府（省、地、市、县）领导发展经济出谋划策、在京造舆论的人物。这当然都是在经济学界颇有名气的人才堪当此任。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有他们的学生或朋友，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市级）在京跑“部”前进、申报项目、招商引资要靠他们打通关节、上下张罗。他们也是各种大众媒体的脸儿熟的人物。地方政府或企业在京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他们承担请高官要员光临、社会名流出席、媒体记者到场的任务。会后多能做到电视有像，广播有声，报刊有文章。他们还擅长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在各种研讨会上讲演、发言并借助媒体迅速流传，往往能为某地、某企业的发展起到地方诸侯们和企业家们起不到的作用。他们是省、市长的座上宾，还利用双休日受地方诸侯的邀请，飞往京外城市，为当地干部（多为处级以上）宣讲经济形势和对策，或为企业会诊。自然，课酬很丰厚。

翻开《南方周末》、《粤港信息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学消息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改革报》、《中国经营报》、《中国企业家》、《财经》、《资本市场》等京内外财经类报刊或它们的财经栏目，总能看到一大溜耳熟能详的作者名字，这类人的特点是能对老百姓特别关心的国内外经济热门话题、事件及时地作出纵深报道、描述，并能用通俗的大众语言（这点与学院派学者不同）进行分析和评议。例如1998年经济增长能不能保八、人民币会不会贬值、国企如何解困、下岗失业问题、反腐倡廉等等。我把这类经济人物称为报章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的文章可以说为各阶层民众所喜闻乐见。他们有的在多种媒体开有专栏，有人曾自豪地声称：要把国内所有的媒体扫荡个遍。有几个报章经济学人的文章也是海外华文报纸，如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台湾的《中国时报》、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的抢手货，有的稿酬达到一个字一元钱的标准。报章经济学人一部分是大学的中青年教师、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绝对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这部分人可称为记者型学者；还有一部分人是各种财经类报刊的编辑、记者，虽大多是学新闻出身，但由于常年从事财经报道、采访，再加上自己边干边学，刻苦进修经济学专业知识，写出的文章已很专业，这部分人可称为学者型记者；还有少部分是自由撰稿人。